基本的物质条件不具备，或艺术家们的心绪不宁，是很难坐下来从容不迫地作画的。对国画发展尤为不利的是，20世纪的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包括国画在内的“国粹”采取了批判态度，认为它们不科学，不能和时代同步。
西学东渐和西画广泛传播，外来的“强势文化”一度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搞得从事国学研究和国画创作的人一时喘不过气来。国画在20世纪受到的委屈和经历的曲折，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对此必须有充分认识，也必须做深刻反省。
但这是问题的一面,而不是全部。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总有仁人志士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坚持研究传统国画艺术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它的艺术特点、精神品格和存在、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他们有的发表论文、著作，向社会呼吁和宣传，有的坚守教学岗位，培养后学；一些艺术家在锲而不舍地从事国画创作。
一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包括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关心国画的命运，作过一些重要指示，并采取了一些保护和挽救国画的重要措施，如批评当时美术界一度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安排一些国画家的生活和组建北京画院，提名齐白石获世界和平奖和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以及推荐他为德国艺术科学院院士；批准潘天寿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和提名他为苏联艺术科学院院士，批准黄宾虹为华东美术家协会主席，等等；美术界，尤其是美术教育界，担负重要职务的徐悲鸿、林风眠等人，虽然对国画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今天看来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他们是主张发展国画的，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采用国画的工具和形式完成了不少杰出的作品，而且还在自己主事的美术院校里建立起国画专业；20世纪美术教育中的国画专业虽然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有的问题（如过分重视写实素描造型，忽视传统文化修养和技巧的训练）相当严重，但毕竟培养了相当多的优秀专业人才。
更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必须看到，那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民族传统的国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这个民族似乎有国画的传统“基因”，文化人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认”国画。虽然那时主流的社会輿论偏向西画形式，可是人们心中仍然装着国画。在群众的心目中，20世纪最有影响、最有威望的画家当推齐白石，由此可见国画之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