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据统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美术界的代表委员共有40余人，他们中既有职业艺术家，也有美术教育工作者、民间工艺美术家、艺术鉴定者、美术馆馆长等。关于此次的美术好声音，中国美术高考网为各位做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1：美术教育
教育是民生之基。今年两会，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到美术教育问题。在全国政协委员、花鸟画家何水法的5个提案中，记者发现，有3个直接与青少年美术教育相关：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书画教育要从小抓起、调整美术升学考试中外语分值比重、美术类高考专业考试不再临摹照片。
在国外，何水法时常看到学校老师带领少儿到美术馆、博物馆参观画展，了解本国艺术和世界艺术历史。而在中国，少儿从小学开始就有沉重的课业负担，升入初中后不少学校更是将学生从早上6点半起床到晚上10点半睡觉之间的全程，按照“精确到分”的标准制订操作与监督流程，几乎完全剥夺了少年儿童自我培养兴趣、综合发展的机会。他希望未来教育改革能够更多地向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领域倾斜，不要让乏味的书本知识扼杀了孩子们的天性。何水法说：“在意大利，即使是刚入学的儿童，谁都知道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等意大利历史上的艺术巨匠。而在中国，知道达·芬奇同时代的中国画家如沈周、徐渭等的普通青少年少之又少。”
全国政协委员、沧州市国学院创办者何香久也表示，长久以来，应试教育忽略了对受教育的主体——“人”的关注，只关注知识，忽略了对孩子们心灵的塑造，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雕塑家李象群今年带来的提案是改变美术教育的“倒金字塔”结构，改变从大学开始的“精英美术”，而将美术教育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小学和幼儿园。李象群建言，素质教育改革应当加大对美术、艺术、音乐等“美学教育”的投入力度，让“美育”在基础教育中普遍化。
在现在的教育结构中，从托儿所到中小学，教育的主线是知识教育，所谓的主科和副科分得非常清楚，数理化是主科，艺术是副科。但其实艺术教育不同于知识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是素质教育，是能力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透过现今的“艺考热”现象，我们更要关注教育规律和教育结构。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文联主席潘鲁生表示，“其实大师和艺术家不是大学培养的，应该是社会培养、社会造就的。在‘艺考’之后的人才培养，应该从艺术学科专业的内在规律出发，结合人才的需求和面向，健全分类体系。其中既有精英教育，也有大众教育，有纯粹艺术人才的培养，也要相关的职业教育。艺术从文化层面上来讲，应该是精英教育。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发展职业教育。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双向的，教育上要进一步摸索规律，更有特色和针对性。选择艺考的广大考生也要转变观念，全面看待艺术的发展领域，根据自己的能力、爱好、喜欢，选择适合的学校，有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2：城市雕塑
城市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中国发展势头异常迅猛。2009年，据中国雕塑院的普查统计表明，在全国661个城市，已立起的6万多件雕塑中，有81%是近30年来所创作。但公共艺术的体制建设与制度规范不完善，使得近几年网络及媒体上频频曝光“雷人”雕塑事件。例如，曾被热议的河南偃师龙华欢乐园的“大背头弥勒佛”、郑州尚未完工就被拆除的“宋庆龄”雕塑、乌鲁木齐的“飞天女神”、四川安岳的“柠檬仙女”等等，诸如此类以迎合“个人兴趣”的粗制滥造雕塑不在少数。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主任的吴为山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城市雕塑该立法了”的呼声。他认为，目前公共雕塑思想精神取向不明确，艺术性不高，创造性不够，相互模仿，题材与形式雷同;工艺与工程制作粗糙;作品与城市社会文化历史空间、心理空间、精神空间缺少内在联系，与建筑空间不协调。
吴为山表示，“有的是放大的玩具模型或是巨大的工艺品，最终成为搁置于城市空间的摆件。误把模仿西方城市雕塑和流行艺术所营建的西洋景当成世界性，错将表现古代生活情境雕塑而营建的‘明清一条街’当作继承传统。因此，罗马立柱、裸体雕塑在小区里立起来了。戴瓜皮帽，拉黄包车的雕塑在街上‘跑来了’。简单的商业功利和政治口号催生了大量不锈钢球‘升’向天空。几根柱子撑起一只球，名曰‘开发区大有希望’，几束浪花托起一只球，名曰‘长江明珠’，几只手支起一只球，名曰‘托起明天的太阳’。东西南北中城市和乡镇处处托球。近30年来，全国有近20万只球升起来了。这种滑稽的社会文化现象全世界罕见。”
吴为山谈到：这些雕塑绝大多数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只要注册办一个雕塑公司、景观公司，就可以承接城市雕塑。不少省会城市竟然有上百个雕塑类公司，恶性竞争。乡镇不锈钢企业成批生产各种不同规格和造型的“定型”产品，低价出售，造成低劣城市雕塑的泛滥。公共艺术建造中的委托制度、选拔制度、招标制度往往存在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
如何在问题重重的公共艺术上，建立有效的规范制度?吴为山建议，城市雕塑需要立法，健全组织机构;各级省市健全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参照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建构模式，由建设部门、文化部门共同组建;在雕塑空间的规划方面，建设部门发挥好专家的集体作用，实施“规划先行”;对重大历史题材、重要历史人物、超大型雕塑、投资量大的雕塑项目和重要场馆、城市重要节点的雕塑要建立规划报批、评审制度。
关键词3：当代美术海外推广
前两年的梵高、毕加索等一批西方艺术家作品展览，在国内展出后颇受好评，随之海外展览纷至沓来;大量的海外展览进入中国观众视野，而中国高水准的展览却较少推广至西方主流社会。
吴长江认为，当代中国主流美术所取得的进步和成果主要体现在国内，这与当代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现状极不相称。而在中国美术赴外展览的过程中，主要面临6个方面的困难，包括长期性、系统性不足，未能实现常态化推广;缺乏有力的组织和资源整合力量;缺乏持续有效的推广途径和渠道;推广方式陈旧;深度合作项目较少，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入专业研究和策划意识;缺乏有效的专项资金支持等。
“不同美术机构各自为战，未能统一谋划布局，诸如中国美术作品竞相登陆‘维也纳金色大厅’、‘卢浮宫美术展’等现象背后，隐藏着租场、赠票、档期等问题，既不能代表中国最高水准，也无法增进西方观众的了解。另外，满足于从前模式化的推广方式，较少考虑西方社会和观众的惯例和习惯的接受方式，填鸭式的硬性推广策略已经难于生效。”吴长江说。
吴长江建议，由政府出面，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扶持，相关部门进行配合。主要通过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精心策划，组织专家力量、遴选优秀作品，推动具有主流价值观取向的中国当代美术作品赴外展出。整体推出主流美术，发出主流声音。
关键词4：文物保护 传承人保护
近年珍贵文物被损毁或被遗弃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不乏国家一、二级文物，文物保护工作形势严峻。2013年6月初，有学者在考察苏北一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汉代石刻时，发现了一些在保护过程中无意识损害文物的行为。该处画像表现的是一些宗教内容，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00年，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处佛教摩崖造像，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在考察此地期间，恰巧碰到有几个人正手忙脚乱地在搭脚手架，准备实施一些后续的保护措施。在攀谈中得知，每年夏季来临之前，为了防止酸雨(当地有火力发电厂)对岩画的破坏，每年都要为画像涂一层“保护霜”(一种防止酸雨渗透的材料)。言恭达发现，在施工中，不仅搭建脚手架用的竹子、铁丝等容易“刺伤”岩画，就是工人没有穿鞋套的鞋、清理岩画上脏物的毛刷等都容易对岩画造成二次伤害，稍不在意，轻则岩画脱落，留下斑点，重则缺胳臂少腿，令人心疼。
可是，当地文物部门又不能不这么处理，一来国家有专项保护资金，不用白不用;二来用了既有工作成绩，还可以略有盈余，一举多得，至于保护的效果，以及无意间带来的“次生灾害”，却无人考量和规避。据了解，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国家为了保护文物，不惜投入巨资，可是，效果并不看好，若干年后，很可能钱花了，文物却面目全非，甚至了无痕迹。
为此，李延声在提案《国家级文物在实施保护过程中应谨防“次生灾害”》中建议，加强对文物保护资金的监管，重视文物保护措施的监管，建立一批文物保护专家队伍，同时建立国家级文物健康档案，全面梳理国家级文物。对野外的岩画类文物根据价值、珍稀程度，文物的健康状况，周边环境的影响等，建立国家级文物健康档案;对“病危”文物要制定及时的抢救措施，如一些珍贵的岩画，不能因为资金的问题，通过年年涂抹“保护霜”来完成，而要下决心采取一劳永逸的措施，如：用全封闭建筑来保护，这样虽然投入大，但属于一次性的，效果会更好。
此外，几千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靠口传心授，将非遗文化传承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人淡忘,政府亟须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让当代人认识和了解祖先留下的文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副主任李延声，一直关注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态，他在此次提案中谈到，目前被认定为国家级传承人1986位，其中已有150位去世，有不少人也年老体弱，面临传承断代甚至人亡艺绝的问题。不少地方存在着对非遗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因此加大对非遗传承人抢救性保护工作力度，非常必要，迫在眉睫。
李延声建议，对国家级传承人，现由国家财政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但根据目前社会消费水平和非遗保护的需要，这个数字明显偏低，建议增加至3万元;开展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注重对已届高龄、传承困难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影像记录和资料整理工作;加强对传承人的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对非遗工作和传承人的认识，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扩大其影响;加强对“老少边穷”地区非遗保护政策倾斜的力度。据了解，云南腾冲有的传承人每年收入仅3000多元，生活困苦，传承艰难。建议对类似地区国家级传承人优先试行每人每年补助3万元的办法。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对传承人保护作出贡献。
关键词5：文化产业
近10年来，各式完全民营或有国资背景的博物馆、美术馆、文化艺术产业园纷纷兴建。文化命名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聚集和培育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群。由于文化产业园区的界定没有严格的分类标准，有的项目假借文化艺术之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擅自改变用地形式，最终演变为事实上的房地产或其他商业项目，这种行为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文化艺术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管理监督的标准化、规范化亟待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薛亮就文化艺术产业用地审批及后续管理问题，在提案中提出建议：制定并尽快出台创建文化艺术产业园区评价标准体系，公布社会监督，实现文化惠民;严格文化产业评估考核指标，严监重管;在园区建设服务要素中，强调硬件条件：藏品数量、质量，建立专家库对藏品逐件认证，规定藏品保藏条件，规定藏品展示及非常设展览的场次数量、展示面积、展示条件等;在文化艺术产业园区的审批和监管过程中，由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进行充分公示，并畅通举报渠道，做到全民管文化，文化惠民生。
全国政协委员、艺术家韩美林在全国政协文艺组首场小组讨论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个民族把钱放在第一就完了。摆在第一的应该是文化。在谈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时，他认为文化产业只能姓文，不能姓钱。
全国政协委员、油画家靳尚谊与冯骥才则持不同意见：“我了解的情况是，文化产业在各国GDP的比重，最高的是美国，占30%;亚洲最高的是日本，占12%左右;印度，占6%左右;而我们中国只占2%。这就说明在文化产业化上，我们是相当落后的。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把钱放在第一位。” 靳尚谊表示，文化和其他经济不一样，它是双重的，既有经济上的价值，又有精神上的影响。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争取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怎么样既有票房又对人有积极促进的作用，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对于各地兴起的民办博物馆热，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大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中认为，需要政府“规范”与“扶持”齐发力，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他说，民办博物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有明显提升。但大部分民办博物馆还处在探索阶段，藏品管理、展览水平、服务设施等方面都需要完善。他认为，民办博物馆作为我国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单纯追求数量，更要关注它的运行质量，充分发挥其功能。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关政策，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促进民办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向民办博物馆提供捐赠的专项政策，可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税政策。
